日前，一名香港大学法律系男学生涉嫌通过人工智能软件将多名女性照片制作超过700张裸露色情图片一事，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今天(7月21日)，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以下简称“平机会”)就此事件回应南都记者称，就媒体报道的事件，平机会已接获投诉，目前正按照相关法例和程序作出适当跟进。
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
平机会方面向南都记者透露，“我们也已主动接触涉事的大学，并表示若有需要可提供适切的协助，而受影响的人士也可以向平机会作出查询或投诉。”平机会方面还强调，某一个案是否构成性骚扰需要审视事件涉及的具体事实和指称，受事件影响的人士可以应平机会作出查询或投诉。
此外，平机会强调，在调查过程中，平机会所收到的有关资料及文件只会用于处理有关投诉及其他相关用途。该等资料及文件可能会交予双方及证人作出评论以助调查，但绝不会向公众或不涉及调查的人士披露。
据悉，平机会成立于1996年5月，是负责在香港执行《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家庭岗位歧视条例》和《种族歧视条例》，致力于消除基于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哺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歧视的法定机构。
南都记者注意到，针对该起事件，香港大学于7月17日再次发表声明称，自收到投诉后一直跟进事件，会配合执法机构，并会继续进一步审视事件细节，必要时采取进一步行动。
南都此前报道，7月12日，有3名自称香港大学学生于社交平台发文称，一名法律系男学生于2025年2月中，被人发现其电脑存有多名女性的裸露色情照片，数量超过700张，涉及20至30名女性。
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后，香港大学多次回应此事称，校方已向被投诉的学生发出警告信，并要求该学生向受影响同学正式道歉。自收到投诉后一直跟进事件，会配合执法机构，继续进一步审视事件细节，必要时采取进一步行动。香港大学表示，已知悉有受影响的同学已接触校内平等机会事务处，而被投诉的男同学对其行为深感悔意，并已主动退出下学年为期一年的海外学术交流。
7月15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就此事回应称，“任何对他人造成伤害的行为都可能构成刑事犯罪，也可能侵犯个人权利和隐私。因此，大学应严肃处理学生的不当行为。”同日晚，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就上述事件回应南都记者称，已就港大学生AI制色情照事件展开刑事调查。其强调，任何人(作为资料使用者)在香港收集、持有、处理或使用个人资料时，均须遵从《私隐条例》及当中六项保障资料原则的规定。
延伸阅读
深夜11点，小高的手机屏幕在昏暗的卧室里亮起来。她戴上耳机，调整麦克风，指尖轻点，进入一个粉紫色调的虚拟房间。“欢迎新来的哥哥们。”霓虹特效闪烁，她压低嗓音，熟练地说出欢迎语。
这是16岁的高中女生小高在语音厅App做聊天主播的第七个月。
语音厅，最早可以追溯到二十年前。最初，简单的网络聊天室主要用于语音交流，后来为满足游戏玩家需求，专业语聊平台应运而生。如今，部分语音平台通过培训主播使用软色情话术诱导打赏，不少未成年人正逐渐成为这一产业链的参与者。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线上社交软件以“交友”为名，提供语音和视频两种互动模式，语音厅内，2元可和主播基础互动，30元升级私密聊天，250元建立“虚拟恋人”关系；视频服务则定价更高。随着付费金额的增加，服务内容也逐渐从“素”转向“荤”，最终演变为大尺度的语音服务。
“只是在网络上说些擦边的话，又不用线下接触。”——这个特殊的“圈子”不仅吸引着未成年女孩，同样不乏未成年男孩的身影。在某社交平台上，“语音厅”相关话题浏览量高达2.9亿次，讨论量近500万。
这条灰色产业链有完整的运作模式。主播们提供声音服务，平台和运营团队负责招聘、包装、推广，玩家们则通过虚拟礼物进行“软色情”消费。随着语音厅的快速扩张，相伴而生的骚扰、欺诈等乱象也日益凸显。
在现实生活中，小高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成长困境，网络打赏带来的即时反馈，成为他们证明自我存在感的方式。
北京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宗春山指出，家庭情感支持的长期缺失，使未成年人陷入“情感饥渴”状态；学校教育中价值引导的缺位，造成认知偏差；此外，网络监管的滞后为灰色地带提供了生存空间。在这种环境下，青少年既渴望获得外界认可，又容易受到不良诱导，最终陷入网络暴力和不当诱惑的双重困境。
交友语音厅内明码标价 语音厅App截图
“无需露脸，会说话就能月入过万”
小高是在刷社交平台时看到招聘帖子的。
“无需露脸，会说话就能月入过万”的广告语瞬间吸引了小高的注意。她想起上周看中的那支大牌口红，因为三百多的价格，最终没能买下。直白的赚钱承诺，触动了少女的消费渴望。
添加联系人后，自称“安妮”的招聘主管接连发来几条语音介绍：“工作特别简单，就是在八人语音厅陪玩家聊天。有人喜欢你的声音，就会给你刷礼物。平台抽四成，主播能拿六成。”她描述了一个轻松赚钱的场景。
安妮继续分享一位大学生通过这份兼职，仅用三个月就还清了网贷的“成功故事”。这番说辞让小高当即决定加入。
小高虽无特殊才艺，但声音甜美，安妮将她安排在交友厅。小高介绍，新人入职后首先会进行分配：甜美声线多进入情感陪伴厅，才艺突出的，适合娱乐互动厅，而嗓音沉稳的则往往被分到故事厅。
2024年11月3日，小高迎来了她在交友厅的首次声音直播。在虚拟空间里，主持人负责控场，七位主播依次排列在麦序上，小高被系统自动分配至第六麦位，等待按顺序开麦。
“新来的哥哥们喜欢什么音色？可以试听哦。”主持人不断用暧昧的话语引导进入房间的玩家打赏，屏幕上礼物特效不断跳动，小高感到些许羞涩，却也第一次知道，声音真的可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
与十年前以游戏社交为主的语聊室不同，这种语音厅更注重情感消费，女孩们提供声音服务，听众则通过虚拟礼物进行情感消费。
语音厅游戏规则直白且商业化：游客进入后，可根据明码标价的价目表，选择互动方式——打赏2元可以和心仪的主播互动1分钟，6元延长至3分钟，20元开启真心话大冒险等小游戏，而标价250元的“虚拟恋爱”，实则是付费陪伴服务，主播们通过语音聊天，提供专属的情感互动体验。
新京报记者发现，在各类招聘平台和社交软件上，“语音主播”“聊天员”的招募信息铺天盖地。
记者调查发现，语音厅的招聘话术呈现高度标准化模式。招聘方首先强调平台客源稳定、时间自由、工作轻松，继而抛出优厚分成比例和“轻松月入过万”的承诺吸引新人。而他们的选拔标准简单直接：“年轻、听话、可以长期做。”
当记者表明未成年身份时，招聘方建议“借用其他成年人身份证注册”。此外，部分平台存在专门代办实名认证的中介，为未成年人提供收费认证服务，价格集中在150元-200元之间。
年龄小、不具备辨别能力的未成年女孩，很容易“入圈”。
17岁的职高学生丽丽，和小高一样被高薪招聘广告吸引，她选择了“觅伊”视频交友平台。比起语音厅，这里的收益来得更直接。
中考失利后，丽丽早已习惯被贴上“差生”标签，她给自己设下底线：“只要不是真的见面就行。”这种自我安慰让她坦然接受了这份兼职。
丽丽说，在她加入的交友平台里，男性用户必须付费才能与女主播们聊天。视频通话首分钟免费，此后视频通话每分钟收费20元，语音通话每分钟15元。
她从其他主播那里学到了一些技巧。在免费的一分钟内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可以适时往下拉拉领口，抛个飞吻。当一分钟计时快结束时，再柔声提醒：“还想继续聊的话，送个小礼物就能加我微信哦。”
生活由此被分割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白天，她是安徽某职高的普通学生，晚自习结束，回到宿舍，拉上床帘，聊天员丽丽上线了。
在丽丽兼职的视频语聊App上，软件开发者明确声明禁止发布色情及擦边内容App截图
神秘的“厅管”
为了不落下学业，小高将开播时间固定在每晚九点到十二点。写完学校的作业后，她准时上线，进行聊天互动。但两周过去，仅有零星打赏，总收入不到五十元，与招聘方承诺的“月入过万”相去甚远。
同一个语音厅的主播告诉她，“光靠正经聊天赚不到钱的，得学会‘荤素搭配’。”所谓的“素”是指在厅里表演才艺、聊天玩游戏；而“荤”的，则是引导客户私聊，通过亲密、露骨的大尺度聊天服务引诱客户不断打赏消费。
语音厅的考核制度也让小高感受到了压力。成为主播几天后，厅管发来考核标准，要求主播们每月必须完成3000元的流水任务（即用户打赏总额），否则将扣除70%的薪资。这意味着，如果业绩不达标，小高的实际收入所剩无几。
新京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主播都提到了一个关键角色——“厅管”。
这些从未露面的线上运营者，通过远程方式掌控着语音厅的日常运作。他们不仅负责制定直播规则和业绩指标，还会实时监控每位主播的互动数据与收益表现，是维系语音厅运转的关键枢纽。
招聘广告中承诺的“只需聊天唱歌”，在实际操作中很快变味。
小高说，厅管们会以“提高收益”为名，逐步教授主播们各种暧昧的互动技巧，引导她们用更露骨的话术，引诱玩家们持续打赏消费。“事实上，也可以把客户引导到线下私聊。”
在厅管的引导下，小高开始尝试一些擦边的动作。她模仿人气主播的说话方式，捏住嗓子，让声音增添柔媚。同时精心经营语音厅中公开展示的个人主页，上传经过修饰的自拍，偶尔也会发布一些性感的大尺度照片。很快，她的关注度和打赏金额都开始攀升。
丽丽所在的一个拥有32名新人主播的群由阿杰管理。在群里，阿杰经常推送“钓大哥”的话术和“写作业”模板，隔三岔五，还会组织所谓的“业务提升会”。
在这个特殊圈子里，“写作业”是维系客户关系的专业术语，指主播通过主动搭讪吸引金主打赏的行为。客户的回复被称为“批作业”，其数量直接反映语音厅聊天主播的业务水平。
丽丽说，群里表面是经验交流，实则变相施压，业绩优异者会当众受表彰，而垫底的主播则要面对公开批评。在这种高压环境下，每个主播都不得不将“维系客户”的指标放在首位。
丽丽告诉新京报记者，厅管阿杰在入职第三天就向她下达了任务，除日常直播外，每天必须主动私聊20个新用户，并重点维护潜在“金主”。“别急着要礼物。”阿杰嘱咐丽丽，先培养感情，等客户养成依赖再慢慢引导消费，他管这叫“养鱼”。
小高的厅管更直接。“这个圈子里，维护大哥很重要。”这是厅管反复强调的法则，厅管告诉她，可以将潜在客户分类，比如，A类是出手阔绰的“大哥”，需要重点维护；B类是普通消费者，偶尔互动即可；C类则是“白嫖党”，可以直接忽略。
在私聊过程中，小高收到客户打赏 受访者供图
“写作业”“批作业”
“宝宝喜欢玩什么？”
这是丽丽“写作业”时的标准开场白，通过简单的几个字，她就能瞬间分辨出对方是初来乍到的“小白”还是深谙此道的“老鸟”。
对新人，她会展现出超乎寻常的耐心，一步步教对方如何充值、刷礼物。而对懂行的客户，对话就变得心照不宣，一个“玩”字可能意味着各类定制服务。
根据小高和丽丽的描述，这类平台的用户群体特征明显：男性，年龄普遍集中在25-35岁之间，他们的生活单调，沉迷虚拟世界，社交圈狭窄。有人因情感缺失寻求慰藉，也有人单纯追求感官刺激。
丽丽发现，要想留住这些受众，需要营造一种亲密感。“要把他们当成朋友，而不是简单的金主。”她说，只有建立了情感连接，他们才会持续支持。
“青峰”是小高接待的第一位点单客户。在语音厅打赏10元后，双方开始了首次私聊。半小时的通话里，对方要她叫“哥哥”，然后不断提出露骨要求。小高坦言，当时感觉特别羞耻，又有点愤怒，但看到不断地打赏，抗拒也会跟着减弱。
在未成年主播里，也有未成年男性。他们同样通过大尺度聊天内容吸引女性用户消费，以此获取打赏收入。
16岁的男生吴昊在“咕咕”语音厅工作仅两个月，就已摸透了这个行业的门道。他维系着几位固定女玩家，素未谋面的女玩家们不知道他的姓名，只亲切地叫他“爱播”。每次开播前，发一条简单的上线通知，忠实粉丝就会准时守候在语音厅里。
吴昊向记者解锁了语音厅的盈利模式。玩家通过持续打赏可解锁“带走主播”的权限，平台从中抽取20%-30%的分成。有些语音厅甚至设置了阶梯式抽成比例，打赏金额越高，平台抽成就越少，本质上是为了刺激主播更加主动地引导用户打赏消费。
在语音直播行业，男主播接受的引导往往比女主播更为直截了当。
吴昊回忆，入行时厅管就明确告知：“很多女性在现实中情感缺失，需要线上情感寄托。”他被要求针对不同客户打造人设，比如，对年长女性扮演体贴的“小奶狗”，对女学生则要营造纯情恋爱感。
与“大哥们”互动多了，小高摸索出一套维系虚拟关系的技巧，保持若即若离的神秘感，又让每个客户都感受到专属关注。“既不能显得廉价，也不能太过疏远，比起直接要礼物，这样更有效果。”
不久前，小高结识了一位出手阔绰的“金主”。连续三天，对方都为她刷了价值188元的礼物。互加好友后，这位“大哥”每晚准时出现，还常带朋友来捧场。作为回报，小高需要随时回复消息、陪聊到深夜。
社交平台上，不少“大哥”分享了自己遭遇的“骗局”。在他们的讲述中，语音厅主播们以线下见面、恋爱交往为诱饵，持续诱导他们消费打赏。但在收到大额款项后，主播们要么突然失联，要么直接将他们拉黑。
河北驰舟律师事务所主任侯士朝告诉新京报记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传播淫秽物品、组织播放淫秽音像、进行淫秽表演，以及为以上行为提供条件的，均属于违法行为。
此外，若网络主播以线下见面、特殊服务等虚假承诺诱导用户充值、刷礼物，收取费用后拒不履行或失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可能被法院认定构成诈骗；三人以上共同实施犯罪的，构成团伙犯罪，组织者、教唆者承担主犯责任，而教唆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将面临严重刑罚。
语音厅主播群内正在讨论“写作业”“钓大哥”是否涉及诈骗 新京报记者截图
“我知道可能涉及诈骗”
“没人逼他们。”
厅管杨旭语气笃定。他认为，在他管理的语音厅里，所有未成年主播都是“自愿”的，自愿上播、自愿引流、自愿完成交易。“业绩压力当然有，但门就在那里，随时可以走。”
在与新京报记者短暂交流时，杨旭直言不讳：“正经聊天根本留不住人，只有擦边内容才能带来真金白银。”谈及未成年人是否存在被诱导时，他说：“钱赚到手了，现在倒打一耙说被诱导？”
5月12日上午，小高的语音主播交流群突然炸开了锅。接连不断的消息提示音中，一条“两名同行被警方约谈”的信息引起了女孩们的讨论。
由133名主播组成的群组瞬间沸腾。有人转发了媒体曝光色情聊天员的新闻报道，有人上传了平台最新发布的违规主播名单截图。从早上8点开始，类似的消息未间断过。
群内消息不断刷屏，小高关闭了群聊界面，她决定暂时停播，等风波过去。
丽丽偶尔也会担心这份兼职的风险。“我知道可能涉及诈骗，但比起餐厅端盘子或发传单，对着手机说些甜言蜜语轻松得多。”
中考失利后，丽丽进入蚌埠市一所职业高中学习旅游管理专业，这是她为数不多的选择。这所离家四十来公里的学校，成为她与父母之间的安全距离。在这里，她暂时逃离了“重男轻女”的家庭。
丽丽始终无法理解，同是父母的孩子，为何待遇会如此悬殊。弟弟享受着各种补习班和随心支配的零花钱，成绩好坏都不影响父母的期待，而她初中时就被父母“放弃”了，连学校都只能选最便宜的。用她自己的话说：“没出息的女儿，不值得浪费更多。”
在她所在的校园里，学生们兼职打工并不稀奇。每到周末，同学们四散而去，有人在冷饮店削水果，有人在服装店当导购，60元的时薪，一站就是八小时，一天下来，双腿肿胀到走不动路，回到宿舍倒头就睡。
丽丽觉得自己找到了相对舒服的生财之道。
成为语音聊天员后，她第一次尝到了“情感变现”的甜头，一杯奶茶、一次美甲，都是可以开口索要的“小礼物”。有位“大哥”甚至向她许诺，等关系再熟一些，等她放假，带她去云南自驾游。
第一个月工资到账800元，相当于父母给的三个月生活费。她用360元买了一副无线蓝牙耳机，剩下的钱，豪气地请全宿舍吃了顿火锅。
但校园里的风言风语总是传得特别快。不到一周，“丽丽在做色情主播”的讨论就像长了翅膀，从教室飞到宿舍，从食堂飞到操场。
同学开始刻意绕道，她经过走廊，总能听见一些类似“拜金女”“出卖自己”的议论。起初，丽丽也觉得这些议论像细针般扎人，但时间一长，这些话就抛到脑后去了。
分岔的人生路口
觉得自己可能闯了祸，怕警察找上门，小高向母亲坦白了自己做语音主播的事。
在母亲的记忆里，女儿向来安静内向，问一句答一句，与“语音主播、不良少女”的形象相去甚远。
坦白撕开了母女间更深的裂痕。
成长在单亲家庭的小高，虽然与母亲朝夕相处，却总觉得两人之间横亘着一道“墙”。在她的记忆中，母亲的控制欲如同密不透风的网，从一日三餐到生活琐事，事事都要经过她的首肯。
她坚信，正是母亲过度的控制欲，摧毁了这个家庭本该拥有的幸福。令人窒息的掌控，最终演变成父母无休止的争吵，导致父亲选择离开。
小高向新京报记者提到，初一时，班上几个女生总以“长得丑、不合群”为由欺负她。有一次，她去上厕所，几个人突然围住他，强迫她重复做二十遍眼保健操，扬言不做就动手。老师打电话告知母亲，母亲反而教育她：“连同学关系都处理不好，以后在社会上怎么混？”
小高是个动漫迷，喜欢收集些周边，在闲暇时看视频，母亲却觉得，这是典型的玩物丧志。有一次，她在商场的动漫展上，看中一条899元洛丽塔裙，软磨硬泡一个多月，妈妈始终没答应。
这些伤痕在小高心中堆积，成为母亲不爱她的确凿证据。在她看来，她渴望被理解、被尊重，想要一点生活的自主权，却总是被无情掐灭。于是，她学会了戴上“乖孩子”的面具，寻找每一个可能挣脱束缚的机会。
小高的母亲另有看法。在她眼中，女儿的“堕落”源于日益膨胀的物质欲望。“我拼命工作就是怕她缺钱学坏，没想到还是学坏了。”她困惑，为何自己倾尽所有，换来的却是女儿的反叛与疏离。
事情发生后，她没收了小高的手机，将外婆接来全天监护，严禁小高私自外出。
在吴昊所在的河北某县城里，成年人大多外出打工，孩子托付给家中老人照料。为了多赚些钱，父亲在北京，给五金店送货，母亲则去杭州做保姆，一家人分居多地，一年里，只有过年能见上一面，也很少聊天。
吴昊从小由姥姥抚养长大。初中时，他开始频繁逃学、夜不归宿，最终没能考上高中。姥姥给父亲打电话，希望给他谋个出路。按照父亲的建议，吴昊应该去职校学门技术，但他自己不同意，觉得没心思读下去了。
父亲也曾多次劝告他，不要和社会上的人再出去胡作非为。但他说，自己的路已经走偏了，没有通过读书出头的机会，让家里人不要再管。
辍学后，吴昊面临最现实的生存问题。因为未满18岁，又不愿吃苦，来来回回换了好几份工作，包括快餐店服务员、汽修店打杂，最后，他将目光锁定在语音厅，成为一名聊天员。
北京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宗春山分析，未成年人涉足语音厅软色情现象，根源在于家庭教育的缺失。他在多年案例观察中发现，这些青少年往往有着相似的成长经历——长期缺乏父母陪伴，导致自我认知模糊。他们普遍陷入“离开父母后我是谁？我能做什么？”的迷茫状态，这种心理困境往往成为误入歧途的开端。
宗春山用“饥饿的孩子”来形容这些青少年：“家庭关爱的缺失，迫使他们向外寻求情感补给。”他指出，这类孩子容易陷入用危险关系填补内心空洞的恶性循环，他们渴望通过外界认可来证明自我价值，却往往因此陷入更深的困境。
“走出泥潭需要有比犯错更大的勇气”
为了多接单，丽丽开始熬夜，常常到凌晨。第二天即便闹钟响个不停，她也困得睁不开眼。渐渐地，她开始逃课，后来，干脆不想去上课了。
这种生活持续了一年，但日子越往下过，丽丽越觉得没盼头。
每天打开手机，十几条私信蜂拥而至。有人上来就要她叫“老公”，有人要听暧昧的话语，更有人直接发来污秽的裸照。刚开始她会害怕、会愤怒，现在已经麻木。拉黑、删除、继续接单、工作。
学业荒废，情绪失控成为常态。她开始整夜失眠，有时，即便入睡也会被噩梦惊醒。“那时候觉得自己从里到外都烂透了。”为缓解焦虑，她学着抽起了烟，却依然无法摆脱内心的煎熬。
平台声称的举报机制形同虚设。丽丽试过几次，从来没人处理。厅管的说法是：“人家又没真的把你怎么样，出来挣钱，别太较真。”
这种诱惑与无奈交织的场景，正在隐秘的角落反复上演。
据共青团中央2023年11月发布的《第六次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达1.96亿，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97.3%。
令人担忧的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表明，42.3%的家庭存在网络监管缺位，在偏远地区，这一数字更是飙升至68%。
宗春山强调，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法律惩戒只是治标之策，更重要的是深入剖析其行为背后的社会根源。他表示，当前未成年人问题行为往往折射出三个层面的缺失：家庭情感支持的缺位、学校教育引导的不足以及网络监管体系的漏洞。要真正实现预防和矫治的效果，必须建立系统化的干预机制。
在具体措施上，宗春山提出了更细致的解决方案：首先要强化家庭情感教育的基础作用，特别要关注留守儿童、单亲家庭等特殊群体，通过社区帮扶、家长学校等方式提升家庭教育能力；学校要开展真正有效的实践教育活动，开设心理健康课程，为青少年构建多元化的价值实现渠道；要完善网络监管体系，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未成年人网络分级制度。
针对网络治理这一关键环节，宗春山的观点是，应该构建“预防、监管、惩戒”的全链条网络治理机制，平台需建立智能预警系统实时识别风险内容，严格执行内容分级制度，限制未成年人接触不良信息。监管部门要及时下架违规App并追究刑责。
小高决定停播。她在主播交流群里坦言，那段日子，每一条类似的新闻都让她心惊，像揣着一颗定时炸弹，不知何时会将她的生活炸得粉碎。
她决定面对现实，“如果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我认。”她在群里劝大家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别去做违法的事。有人赞同，也有人不以为然。
“走出泥潭需要有比犯错更大的勇气，希望你们早日醒悟吧。”留下这句话后，小高退出了群聊。
（为保护受访人隐私，文中吴昊、杨旭、丽丽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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